整合反贪机构防止反贪“一阵风”

　　陈旭介绍，上海作为中央第一家批准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地区，已经探索了诸多制度改革：如原检察官85%左右经过严格考核可以进入员额，助理检察员在改革期五年中70%左右可以遴选为检察官。

　　2014年，中央批准最高检建立了新的反贪污贿赂局，把反贪、反渎、预防整合起来，这位处于司改试点一线的检察官为此点赞。“但从地方的工作实际来看，仅仅在各级院内部整合还不够”。

　　陈旭分析，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都是根据行政区划建立的，如上海反贪、反渎、预防共660人，分散在22个检察院。

　　“即使3个机构整合了，每个检察院也平均只有30人，形不成工作合力，也容易受到各种干扰。由于每一个单位的人数少、专业化程度不高，查案工作被动地跟着犯罪转，掌握不了主动权。一个领域的犯罪由于做不到持续的打击，打一阵好一些，过一段时间又泛滥了。”

　　他建议，可以通过这次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的改革，将反贪机构在省市和地市层面上整合起来。

　　他举香港的廉政公署为例。“如香港仅700万人口，廉政公署编制1399个，在职1282人，它的执行处(即查案部门)就有945人。只有整合后，才有可能推进反贪查案和预防工作的专业化建设。”

　　“香港廉政公署执行处下设60多个办案组，各组都对口某一两个领域，如通讯、社会事务、劳资关系、医疗卫生、建筑物管制、基本工程、公积金管理、金融证券等。每个组针对它所对口的部门主动查处案件，不间断地连续打击，不让犯罪有喘息和反弹机会。”

　　同时，陈旭建议加速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。理由有三：

　　“目前，一是反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，特别是贿赂手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要通过立法把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、非财产性利益、非职务便利的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。还有，许多国家受贿没有数额规定，刑罚上也都有特殊规定，不适用一般刑事案件的刑罚，如新加坡绝大部分贿赂案件都判实刑，最少可判一天，但也是实刑。”

　　第二个理由是“反腐查案与预防体系不配套”。“反腐必须与有效的预防结合起来，许多国家立法都把惩治与预防放在一个立法体系中考虑。目前在我国，预防的主体是谁、可采取哪些预防手段等方面，都没有国家立法明确规定，预防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。”

　　第三个理由是反腐败法要与从严治党的制度有机衔接，成为严格执行党纪党规的法律支撑。“如公务活动中接受礼品有规定，但与入刑标准之间的空隙太大，容易使党纪党规得不到严格执行，腐败行为必须从小的行为就给予制止，就不至于愈贪愈大。”

　　此外，陈旭还建议完善法官检察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的作用。

　　他介绍，上海的法官、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由上海市政法委牵头组建，由政法部门和社会知名人士、专家学者组成，“通过遴选委员会遴选的法官、检察官，要求标准更严，社会公信度更高”。他建议创新惩戒委员会的建设，“由惩戒委员会直接接受社会对法官、检察官的投诉、审查和惩戒，许多国家都有独立于司法机关的投诉惩戒机构”。